静水流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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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人物讨论】魏晋名士庾信生平考
庾信生活于南北朝后期,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,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创作道路。当时,我们的国家饱受三百年分裂动荡之苦,正处于新的统一的前夜。他历史地、艺术地记录了亲身经历的那个多事之秋,描述了当时人民的苦难和自身的辛酸。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,他善于综合前代与当代南北作家的艺术成就,敢于突破业已形成的艺术藩篱,使自己的诗赋创作,成为南北朝文学的终结,隋唐文学的先声。
公元513年,庾信出生于荆州江陵的一个门阀之家。他的父亲庚肩吾,擅长于写诗。幼年的庾信,接受着门阀家庭传统的文化教育,十五岁进入萧梁宫庭,为皇子们当伴读、抄撰。萧氏兄弟,都主张文学创作跟经史分家,萧纲更以“操笔写志”“吟咏情性”相号召,反对把文章写成经典书抄或道德说教。这在当时条件下,倒也不失为一个包含有某种真理性的文艺主张,而他本人的创作则伤于轻艳,被称为“宫体”。庾信在萧纲等人并不高尚的美学理想熏染下,沿着父辈的脚迹,把年轻人的精力与才华,倾注在观察和摹写诸如宫女与春花之类的事物上。他写早春时节:“一丛香草足碍人,数尺游丝即横路。”(《春赋》)。写游春仕女:“钗朵多而讶重,鬟髻高而畏风”,(同前)。写晨起梳妆:“朝光晃眼,早风吹面”,“鬓齐故略,眉平犹剃”(《镜赋》)。状情摹态,称得上细腻逼真,轻辞巧制,也很合贵族文人与宫庭仕女的口味。一时蜚声文坛,和徐陵的创作一起,被号为“徐庾体”。他们把晋宋以来文字讲究词藻、用典,永明以降,诗赋讲究对偶、音律的风气推衍开来,艺术地统一于同一种风格之中,这就加快了我国古典诗歌的“律化”进程。然而,青年庾信,还不能赋予这一切以正确的方向和有价值的社会内容,他的生活天地与思想情操太偏狭了。他从未处理过实际政务,只是往返于萧衍父子的经筵酒席,对宫墙外的社会现实几乎一无所知。因此,他这一时期的作品,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实际内容。
公元548年秋,反复无常的军阀侯景发动武装叛乱。沉溺于“五十年中,江表无事”的萧梁政权,被抛入血与火的深渊之中。仓促间接手国事的萧纲,慌忙凑集宫中文武侍从千余人,命时任东宫学士的庾信率领,前去扼守城南秦淮河边的朱雀航。庾信来到前沿,见叛军来势汹汹,已是惊惶不已。恰巧对岸射来一箭,正中门柱,他惊得手中甘蔗应弦落地,连忙弃军而逃。侯景很快占领建康,控制了萧衍父子。叛军的烧杀屠掠,将一个拥有一百四十余万人口的繁华都会,化为瓦砾。庾信也失去二男一女,连父亲也逃散了,自己只好西奔江陵。他担惊受怕,吃尽千辛万苦,经过两年多,才辗转来到郢州地面。恰恰又碰上侯景率叛军攻占郢州,进逼荆州。他落帆藏船,东逃西窜。当时驻守荆州的湘东王萧绎,见侯景来逼,一改往常坐观时变的旧态,发重兵击败侯景,并任命萧诏为新任郢州刺史。战事结束,庾信惊魂稍定,去见萧诏。他以为早年曾与此人有过“断袖之欢”,今朝也会十分亲昵。不料却大受冷落,他愤然闹席而走。生活正逼迫他另寻道路。
庾信踏上荆州的土地,发现这里的政治形势极为险恶。湘东王萧绎受命承制,理应平叛复国,却把全副力量用于火并兄弟子侄,甚而向西魏称藩,使自己沦为西魏的附庸。有人劝他加强对北方的防御,返都建康,他一概不听,反而“卧砥柱而求安”(《哀江南赋》)并戕害功臣,无故杀戮,弄得上下猜忌,人人自危。庾信先任御史中丞,后转右卫将军,却始终提心吊胆,生怕横遭谗害。此时此地,他萌发了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性看法。他惊呼“见殷忧之方始”,表示“无情于禄仕”(《哀江南赋》)。侯景之乱,撕碎了梁政权的升平帷幕,把种种腐败的社会现实,连同统治集团的昏愦愚昧,怯弱无能而又残忍刻忌的嘴脸,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。庾信这才发现:萧梁政权原来是如此地不堪一击!萧衍父子平素好佛论道,到头来竟是这般地自相残杀!向称富庶强盛的荆扬地区,也经不住叛军一次毁灭性的打击!事态的激变,使他开始了认真的思考,他要追寻出萧梁政权迅速溃滥的历史因由。现实,在矫正着诗人。他不能满足于轻辞巧制了。他唱出了“代北云气昼昏昏,千里飞蓬无复根”的哀歌(《燕歌行》)。这,预示着他的创作道路,将出现一次重大转折。
公元554年夏庾信奉梁元帝萧绎之命,出使长安。西魏权臣宇文泰“一见子山,赐识如旧”(《文苑英华·庾子山集序》),有意笼络这位江南名士。时萧绎既已称帝,不甘再当附庸。便于当年七月,派人向宇文泰提出:“请据旧图,以定疆界。”宇文泰洞悉萧绎的虚弱,当即决策南进。九月发兵,十一月江陵被困,不过二十来天,江陵城破,萧绎被俘遇害。江陵百姓则横遭屠戮,强健者被分为奴婢,驱逼北上;万千良民,冲风冒雪,倒毙于饥寒之中。面对受尽凌辱来到长安的荆州十万父老,庾信这位亡国使臣,其何以堪!
从此,他人格上发生了分裂,感情上陷入无可自拔的矛盾之中。一面,他切齿于西魏军对故国的残暴蹂躏;一面,他又对长安政权给自己的青睐有所感戴。在长安朝庭上,他要拿出一付那怕是刻板的微笑,甚而唱几句赞歌;同时,他又无时不为羁臣身份感到由衷的羞辱。他扼腕抗争:“以鹑首而赐秦,天何为而此醉!”(《哀江南赋》)同时,又强为自解:“不有所废,其何以昌!”(同前)他有过不与宇文集团合作,“宁为关外人”(《率尔成咏》)的念头,甚至发出过“惜无万金产,东求沧海君”(《拟咏怀》)的复仇呼叫,想学当年张良对付秦始皇的办法,找个猛士来击杀北周皇帝,但终于没有动作。他进不能,退不甘“从宦非宦,归田不田”(《伤心赋》),在矛盾中苦度时日。
靠江南门阀之家的第一流名士的声望,庾信在长安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。在北国近三十年中,他虽作过短时期的地方行政长官,但大体上仍然过着清闲的文墨生活。不过,从物质享受上说,他倒没有获得什么。据说,北周明帝很看得起庾信,让他作麟趾学士,封他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,进爵义城县侯,这算是不错的了。四十五岁时,明帝赐给他二百文钱、三十段杂色丝布。这使庾信喜出望外,连忙写了封《谢启》,其中说:“某比年以来,殊有匮乏。白社之内,拂草看冰;灵台之中,吹尘视甑”,穷得连饭都吃不上——这里可能有文学的夸张成份,但相信离事实不会太远。菲薄的物质生活加重了他对江南岁月的追怀,往昔的建邺水,武昌鱼,不时勾起他的故国之思。江南社会,在他的心目中,化成了富足安宁、诗礼和平之乡。他愤懑于南北统治者对这一切的破坏,他景仰那些曾为之奋斗、在救亡图存中作过贡献的英雄,他同情江南父老在这场历史浩劫中的苦难遭遇。发为诗赋,他的创作出现了崭新面貌。
庾信文风的转变有一个过程。据传,他出使东魏回到南方后,有人问他对北方文坛的看法。他说:只有温子升的一块石头(指《韩陵山寺碑》)还值得一提,薛道衡、卢思道略略懂一点文法,其他全是“驴鸣狗吠,不堪入耳!”一副傲慢面孔,表示着他在用南朝文坛那一套声律词采的要求来衡量北国文坛。事实上,他不仅读了温子升的那篇碑文,还全文抄录了。他并不拒绝吸收北方文化。当他初到北方时,人们以“轻艳”目之,瞧不起他。他便拿出新作《枯树赋》来给人家看。这以后,人们不仅不轻视他,还纷纷向他请教。朝廷有什么重要文字,也让他把笔。羁留长安后,在不主浮华的北方文化熏染下,他开始把绵绵不绝的亡国之痛,注入广大群众的苦难之中,融进自己的诗赋创作,因而具有一种苍凉悲愤的文风,和前期的轻艳笔调判然划分,形成鲜明对比。
庾信晚年,中国土地上的政局又一次处于激烈的震荡之中。他六十四岁时,周陈通好,梁亡以来留寓北方的南人,纷纷遣返。时庚信正任洛州刺史,地处周齐接界的前沿,未能获遣。他本人也没有主动争取:南北两个政权,政治上都是萧梁政权的敌人,对他来说是无可选择的。“南思洞庭水,北想雁门关。稻梁俱可恋,飞去复飞还。”(《咏雁》)南北均可,原也不必选择。是年,北周武帝东攻北齐,经过一年半的艰苦较量,攻下邺都,终于灭齐,统一了北中国。庾信对此是欢迎的,他希望由此出现一个安宁的局面。谁知宇文邕不久去世,昏悖的宇文赟登台,倒行逆施,戕害异己。庾信以其高度的政治敏感,对北周政权的前途作了十分大胆而又准确的预言:“季友之亡,鲁可知矣;齐丧子雅,姜其危哉!”(《齐王宪碑》)果然,两年之后,杨坚就推翻北周,建立隋朝。庾信于581年死去,时六十九岁。
庾信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,创作思想愈益明确,创作力也显得异常旺盛。
他在六十岁上下,曾为宇文招的文集写过一篇序,其中对往古的文学史作了个简括的回顾:“昔者屈原宋玉,始于艾怨之深;苏武李陵,生于别离之世。至魏建安之末,晋太康以来,雕虫篆刻,其体三变。”他是把楚辞、古诗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其文学价值的,而对魏晋以下的文风,则颇有微词。在这个基础上,他提出了“斟酌雅颂,谐和律吕”的要求,这就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提出了综合性的美学见解。应该说,这是他一生创作经验的自我总结,也是对前期轻艳文风的自我否定。在经历了生活的巨大坎坷之后,他把自己的创作体会,凝结成两句话:“穷者欲达其言,劳者须歌其事。”(《哀江南赋序》)不同于萧纲“抒写情性”的主张,他看到了创作和社会生活的某种联系。他后半生凄凉孤苦,屈辱流离,是那个乱离时代的“穷者”,也是“劳者”,他有无法抑止的创作冲动。他要记录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与思考,抒写时代的苦难与辛酸,向历史、向社会宣布他对五十年兴亡变迁的评判。于是他以大致相同的题材,写成了《拟联珠四十四首》一组骈文、《拟咏怀二十七首》一组五言诗之后,又在去世前两年,完成了《哀江南赋》的创作。不同体裁的作品,都各臻当时的艺术高峰,的确是不小的成就。唐代诗人杜甫说;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,“暮年诗赋动江关”,正是对庾信创作道路最精辟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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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希望 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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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楼 主]
Posted:2006-04-14 11:14|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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